跟著移工回印尼,看見台灣更好的可能

吳致寧
2018/01/10

文字/ 吳致寧
攝影/ Kenny Mori

這裡是台灣,一個對我來說安全便利、多元友善,在黑暗中也能合力點燈的家。我們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、出現了第一位女總統;立法院,這個匯集民意的地方,也開始出現更多不同的聲音,從主流到邊緣,從舊思維到新觀念,人們走上街頭,為不同的群體發聲。其中有一群人,雖然不屬於「台灣人」,但已經超過台灣原住民的人口,他們是來自東南亞的移工 (或稱外勞) ,已經超過 67 萬人,相當於每一個班級,就會有一位東南亞移工。

這些人來自印尼、越南、菲律賓及泰國,支撐著台灣金字塔底層的工作,像是家庭看護、工廠勞工以及遠洋或近海漁船的漁工。記得有位桃園工廠的老闆,曾這樣對我說:「這些外勞(移工),對我們這些中小企業來說非常重要。現在的台灣人幾乎都想做白領階層,但藍領誰來做?沒有這些勞工,就沒有管理階層,更沒有我們中小企業!」

每逢週日,在台北火車站大廳,挑高的玻璃屋頂下,黑白相間的冰涼地板磁磚上,總會看見這群移工,趁著假日帶著家鄉菜,一圈一圈席地而坐,或聊著生活瑣事,或拿著手機與遠在家鄉的家人視訊,或正慶祝某個人最近的生日。過去的我對這群人總是不以為意,只覺得有些熱鬧、有些新奇,但始終保持著距離。

Indonesia with Yani

直到我開始做 One-Forty(台灣四十分之一移工教育文化協會),這個從台灣發起,關注東南亞移工的非營利組織,才在距離這條河上搭了一座橋,原來所謂移工,本質上跟我們並沒有什麼不同。而首先讓我搭起這座橋的,是一位來自印尼的移工 Yani,在台灣做了六年的家庭看護。她看起來跟我差不多年紀,眼裡閃爍著清澈,臉上也總掛著笑容,可能因此我才覺得特別容易與她親近。2015 年因為聽了她的故事,決定全心投入 One-Forty。

2016 年 3 月,為了要收集移工的故事、藉由田野調查了解移工需求,我很幸運能跟著 Yani 回到她的家鄉印尼。當初只是聽她說自己的故事,沒想到真有機會能走進故事場景,一一拜訪她過去的人生軌跡,就好像在拼拼圖,但拼湊的,是她的人生。

Yani 曾說,自己打從出生就是養父母一手帶大,彼此的感情十分緊密。「爸爸的夢想是希望我上大學,從我小時候就開始幫我存錢。但等我高中快畢業,錢也差不多存夠了,有一天爸爸卻突然去世了。」存的錢用來幫爸爸辦喪事,於是 Yani 沒錢念大學,高中畢業後只好開始工作補貼家用。在日本工廠當了三年女工,月薪台幣 7000 元,直到聽朋友說台灣薪水比較高,「我突然想到爸爸的夢想,所以我要到台灣存錢,讓自己可以上大學。」於是借了一筆仲介費,出發到人生地不熟的台灣,展開她實踐自己、也實踐爸爸夢想的工作之旅。

Indonesia with Yani

降落印尼的第一塊拼圖在首都雅加達,炎熱的夜晚,我們約了 Yani 高中時代最好的朋友 Tyas 一起晚餐。兩人一見面就尖叫著興奮擁抱。「我們下課總是玩在一起,一起上跳舞課、一起寫作業、一起在 Yani 家後面收割的稻田裡面玩捉迷藏。」一臉聰明伶俐的 Tyas 滔滔不絕地與我們分享,「那天 Yani 的爸爸載她回宿舍,我剛好碰見,聽到 Yani 在跟爸爸討論要上哪一所大學,他爸爸還交代我們,要好好照顧彼此,誰知道當天晚上他就這樣過世了……」

說到這裡大家都紅了眼眶,Tyas 握起 Yani 的手,「我知道 Yani 當時的痛苦,她真的好勇敢,一個人到台灣,現在上了大學,我好為她感到驕傲。」這時,兩個人越過桌子相擁而泣,我靜靜品嚐著這晚的所有情緒,是多年友誼的動人,是 Yani 當時的絕望,也是過了這些年從女孩到女人之後 Yani 的成長。

第二塊拼圖在萬隆(Bandung),是 Yani 姊姊的家。萬隆的天氣比雅加達涼爽許多,晚上甚至有一點冷。因為隔天早上要家族旅行,整個家族快二十個人,陸陸續續抵達姊姊家,準備一起過夜。在這不算大的屋子,除了廚房跟廁所,每一個房間都有床墊。家中最大的房間放著一台霧霧的電視,發出霧霧的聲音,伴隨著家人們不絕於耳的聊天、嬉笑聲。夜晚的氣味是混濁的,夾雜著香料、汗水的味道,以及潮溼的霉味。每個人都找到屬於自己舒適的角落,自在地享受這親情團聚的時刻。好像只有我最不自在,不習慣這些氣味、這般擁擠,好在他們對我百般照顧,讓我被溫情暖暖包圍。

Indonesia with Yani

Yani 在旅行後告訴我,為什麼她想要用自己在台灣賺的錢,帶全家一起去旅行。「因為在爸爸還沒過世以前,他常常像這樣帶著全家人一起去旅行。我希望自己也能像爸爸一樣,讓家人開心。」

最後一塊拼圖,我們從萬隆搭了快三小時的車,終於來到 Yani 的家鄉,卡拉旺(Karawang)。天氣比雅加達還要熱,因為遇上雨季,雷雨過後地上總是一片泥濘,隨處都可以看見正在覓食的小雞與貓咪。一到家,Veevii 的家人就上前迎接,遞上冰涼的飲料。「這是我的媽媽,這是我的爸爸。」Yani 向我們介紹。

爸爸?原來養母在養父去世後,又再嫁了一個當過校長的男人。Yani 說她感受不到這個爸爸有把自己當成家人,所以他們總是保持距離。「他為我媽媽蓋了一棟新房子,但我們原本的家他卻不願意花半毛錢整修。他說,這不是他的家。」「這次家族旅行因為他自己不想去,所以也不讓媽媽去,讓我覺得好失望。」Yani 邊說邊掉下眼淚,但不一會兒就擦去淚水,她堅強的說沒有關係,「我會靠我自己,組成一個很棒的家庭,擁有更好的生活。」

Indonesia with Yani

在印尼將近兩個禮拜的日子,我追著 Yani 的過去,在不同的地點,找尋各個人生片段。移動的距離已經可以環繞整個台灣,就像一部長長的紀錄片,關於在印尼、在台灣的 Yani。放映著她小時候的幸福快樂、準備上大學的興奮、突然失去爸爸被迫開始工作的無助,接續放映著她從印尼決定到台灣工作抱持的期望與不安,直到在台灣工作五年後,短暫回到印尼卻感受不到第二個爸爸的關切的失望。

Yani 曾跟我說,她的夢想是完成大學學位,實現爸爸的夢想,然後,存夠錢回印尼開一家賣台灣料理的餐廳。「我好喜歡 Coco 的芋頭牛奶。」她總是笑著這樣說。

每次想到 Yani,第一個浮現在腦中的關鍵字,是「人(Human Beings)」。原來我們都一樣,擁有對未來的期待與想像,也有自己悲傷的顏色,在過去與未來間拉扯,拼湊著自己的模樣。第二個出現在腦中的關鍵字,是「勇敢(Braveness)」,如果今天換作是我遭受她的不幸,我能否像她一樣勇敢與正向?我們只是一樣的人,出生在兩個不一樣的家庭,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命運。

Indonesia with Yani

像 Yani 一樣來台灣找尋機會的東南亞移工,也讓我想起當初老祖先從中國大陸渡海來台的故事,想到在我這一代,身邊的許多朋友,期望能在歐美讀書、順利找到工作。不管是移工、是老祖先、是我們自己,移動的軌跡可能不盡相同,但都是為了讓家庭、讓自己擁有更好的生活。而這樣的生命歷程,通常也讓他們成為一個個充滿故事與厚度的人。

我們總說,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。在過去,我們習慣把東南亞移工視之為便宜好用的勞動力,而非跟我們一樣,或跟老祖先、或期待到歐美工作的年輕一代一樣找尋希望的「人」。

但台灣最美的就是人,這一百多年的改變輪替、不同聲音得以發生、被接納,都是因為被人民的力量所推動著。所以我相信,在不久的將來,台灣也能看見自己與東南亞的連結,看見這些移工的故事與價值,然後從你、我,變成「我們」;讓「我們」不管在台灣、在歐美,都放心自在地生活、追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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